那时的厝边

张耀辉

你是否还记得那些曾经与你朝夕相处的邻居？

2021年秋季开学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午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三个人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。仔细一瞧，我立刻认出，他们是30多年前的隔壁邻居杨思进夫妇，还有一位壮年男子。杨大哥是木匠出身，如今已年过六旬，讲话依旧大声有力，但是人老得无声无息，也老得细水长流。

我本以为他们来找我是为了孩子转学插班或者学习辅导的事，但那天并不是。原来，他们的孙子在小学一年级时，不幸在学校遭受了同班同学的化学伤害，而施害方之前答应的赔偿却迟迟没有兑现，学校方面也一直在推诿责任。他们来找我，或许是觉得我作为老师，对学校的情况比较熟悉，能给他们出出主意。

然而，我深知自己能帮上的忙实在有限。于是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理解，给他们提了一些比较抽象的建议，比如再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，明确自己的诉求，然后逐级向上反映情况等。

我们彼此省略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寒暄问候和家长里短。在那一刻，他们满心忧虑，而我除了拨打几个询问电话外，只能为他们倒上一杯尚有余温的开水，表达我的关心和热心。尽管我们已经多年未见，但我们的记忆家园依然有许多地方是接壤和重叠的，拥有着大面积共同的坐标和交集。

矾山位于浙江省苍南县西南部的山区盆地，与福建省福鼎市前岐镇接壤。这里因盛产明矾而得名，素有“世界矾都”之称，是浙南历史最悠久的矿山集镇。新中国成立前，矾山老街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各行各业应有尽有，繁荣景象堪称“小上海”。1951年开始，老街对面的一大片田地被规划为新街（第四居民区），古路下、白岩等地的人们开始陆续迁出，在此安家落户。

柴桥头街道边是矾山这个工业集镇最热闹的地方，浙闽两地的商贸往来十分兴旺。街道边的四组房子自建成以来，一直都有人开店铺。我家的店铺最初是开理发店的。有时打烊后，那时才六七岁的姐姐会找出师傅的大小剪刀，在自己的衣服和裤子上学着剪剪切切，或者用布的边角料做成各色的粽子沙包。六七十年代，隔壁杨家和我家的店铺被矾山政府征用，集中放置红卫兵小将从矾山片区没收或拆除的破“四旧”成果，包括佛像、陈府侯王宫陈老伯的真身、宗祠牌匾和宗教用品等。其中，木料类的物品就直接在我家被拿去烧茶。我奶奶有时会大胆地从灶坑里拿出红卫兵烧茶的余料，埋入草灰，再藏到二楼后间的小屋顶。我还能记得，我家店铺先后经营过理发店、新华书店、缝纫店、钟表修理店、药店和小吃店。这个小吃店的老板朱师勤是我初中同学，福德湾人，他与福鼎妻子携手并肩，艰苦创业，后来成为知名的“为唐公”肉燕的行业翘楚，当中的故事和传奇像矾山的溪水滔滔西流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常常瞒着父母，趴在店铺三层板的缝隙间，向下仔细查看，希望能发现掉落的硬币。有时我会用两个指头，有时则用筷子夹起，将它们当作自己的零花钱。在租我家店铺的店铺中，陈孝勇的手表店人气最为旺盛，年轻的朋友们常来相聚，在这里，我得以窥见矾山的江湖故事和风土人情。

我家右隔壁住着郑继旺家。他擅长修锁和打钥匙，还会把手表画在手上。我姐姐至今依然能清楚地背出他的话：“一天两轮准，保证稳显稳，不信来问 。”旺叔家有五男四女，生活困难，人多屋窄，他在家里脾气很大，常常发火，但对待邻居却很和善。那时候和家与家之间就是用木板隔的，隔壁就是隔板，什么大小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名叫“妹”的阿毑，家务之余还忙着蒸米面，香气随时能飘到我家。我记忆中最好吃的点心是小时候我生日时母亲煮的米面，几根葱、一丝肉和一对荷包蛋。那米面一定是来自隔壁“妹”阿毑蒸的。“丝螺”是闽南一带蛮受喜爱的小海味，不到五分钱就能从街上小摊处买到一大勺，我们经常把“丝螺”较尖的尾部塞进隔板的木缝里，轻轻一折断尾，就容易吸出肉吃。他的幺女儿梅凤是我的同班同学，性格大大咧咧，热情好客。现在，无论是在矾山老家还是在县城灵溪碰到她，她第一句话多半会说：“吃了吗？我请你喝酒。”

旺叔家的隔壁是卢加语表姑丈家，卢家后面有一小间猪槽，养着二三头猪。平时日子或者逢年过节，卢家宰猪后都会分给我们十三户邻居“猪血菜”。卢家的隔壁朱思阳的妈妈是南堡乡顶村人，长得很好看，眉清目秀，开过很多店，很勤快，我印象中她打理过饭摊，中饭后还有人聚在那里聊天。他家隔壁的前面店铺长期租给了赤溪来的补牙徐师傅。徐师傅牙齿补得好，人很有文化。我上中学和毕业后教中学时，上下班都会与他聊一会儿，受益颇多。

我家左隔壁住着杨文镌一家，他是木匠，他和妻子都在矾山木器厂工作。他们家有五男二女，前面临街的房子租出去开的是做衣店，店里的六七台缝纫机和几位勤快的阿姨每天都在忙碌。杨家后面还建了茅草房，里面有一间半房。当时，我和他家的幺儿子杨思作是同班同学。每天有好几次，我都会直接通过他家很少上锁的草房，钻进后面的小树林挖坑、玩耍，再到树林外面的田园和一处墓地附近玩耍。前几年我到山东烟台出差，杨家老二和特意从黑龙江工地赶回的老三，还有我哥哥，热情地招待了我。

杨文镌的隔壁是卢立晓伯伯家，我们都叫卢伯母叫“素贞毑”，她人很好，身材灵巧。我记得她戴的手表是口字形的，每天路过时，看到她站在后门水泥板搭成的洗菜池前洗菜洗衣服，都能看见那只好看的手表。卢伯伯家的隔壁是陈传省家二兄弟。大陈的大儿子人很帅气，经常在房前屋后锻炼身体，露出一身健硕的肌肉，而且很腼腆。后来，他成为我的学生，再后来成为一位警察。他弟弟有点南非国大党曼德拉的样子，考上浙江大学。

光明巷的入口有棵硕大的榕树，小时候我们孩子常常向上爬。住在第一家的卢兴祝很魁梧，会功夫，也很热心。若干年后，虽然我和他都离开了原址，但他对老邻居的红白喜事人情往来依然十分上心，一一不拉。他的隔壁是在矾矿工作的胡招忠叔叔，他多才多艺，能说会道。他母亲和我母亲一样，来自福鼎前岐，算远亲，人特别和蔼，也很勤快。当地闽南话她叫我母亲“阿媎”（姑姑），她辈分上是我的表姐。记得1977年左右，他家买了西湖牌电视机，表姐好奇地看着电视机里晃动的人物，还用手去摸。我还听说，有一次她拿着手电筒对着胡叔叔带回家的电影胶卷，试图看电影。

我们那一排，当时叫矾山镇第四居民区第四组。最后一家最靠近矾山供销社大菜馆的是朱为密老师家，夫妻俩都是老师，一个教中学地理，一个教小学语文。他们家三个男孩全是我童年和少年的好伙伴。小时候，我常常和他老二、打铁匠张顺全叔叔的大儿子（后来成了我的矾山中学第一届学生，爱人是苍南矾山镇福德湾村爱心茶摊第三代烧茶人郑秋燕）晚饭后一起玩耍。那时的话题从毛主席手上肯定有指甲枪，到老公和老婆做那事谁先提要求的争执，真是五花八门。可惜，英俊的朱家发少把人生定格在三十几岁，成为我永远的遗憾。

那时候，我们隔壁邻居家的后门常常敞开，小孩可以跑来跑去，一家来客人的，孩子到另一家寄宿；一家有好吃的，也会喊些小孩分享；一家小孩不乖被揍，往往会躲到另一家；一家有事情，几家都帮忙。我记得母亲曾经是居民区的组长，每当给居民户口分发粮票和其他票证时候，我大姐总是在第一时间挨家挨户通知，或者送达。

“金厝边，银亲戚。”这句话在我的家乡流传甚广。我们第四居民区第一组邻里间不是叔叔伯伯，也多少沾亲带故，有人说我们矾山人都是亲戚。在那个生活艰难的时代，招夫养子，典妻入赘、过继孩子等等，让许多家庭都有自己难言的粗糙、窘迫、困顿和创伤，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，也是在邻里情的滋养下度过的。那些曾经的邻居们，用他们的善良、热情和包容，关心、支持、帮助着彼此，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踏实的土地和温暖的天空。

如今，高楼大厦取代了老街小巷，邻里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。我们住在一个小区，却可能连对门的邻居都不认识。然而，那些曾经的邻里情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提醒着我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不能忘记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情感。

我偶尔会回眸琐屑的生活，盼见从微小熟悉的人事中感受充实和妥帖。沉湎在事物的旨意中是有福的，它起码能为我打开一条通往明天的道路。

（原刊于《散文选刊 下旬版》2025年7期）